铁索桥上显神威，猛士万代留英名——纪念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90周年

公元1644年5月25日 { 中国农历甲申 猴年（明朝崇祯十七年、清朝顺治元年、李自成大顺朝永昌元年）四月二十日 }，一队从盛京（沈阳）出发朝蓟县和密云长城方向行进的8万名满清八旗精兵，忽然接到统帅多尔衮的紧急命令——“火速南下赶往山海关”。于是这支“辫子军”立即改变行军方向，一个昼夜行军200多华里，于5月26日（中国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黄昏抵达山海关外。而此时关内的吴三桂率5万名部下刚与李自成农民军激战一天，面对人数10万之众的大顺农民军，吴三桂的战绩已露败象。当看见到达关外的满清精锐骑兵时，他立即请求多尔衮在第二天战斗中派八旗军协助自己打败农民军。于是在翌日的战斗中，当李自成农民军与吴三桂部队撕打得均伤亡惨重之时，多尔衮果断命令八旗军进入山海关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农民军。而此时精疲力竭的农民军面对突然冒出的8万满清骑兵，已无招架之功，只有朝北京方向大败而退。面对父兄两代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只能可望不可及，坚如磐石的“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就这样轻易被自己率部夺取，大喜过望的多尔衮马上抓住这个人类史上罕见机遇，立即采取“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快步从头越”的果断方式----命令八旗军队朝北京方向继续快速进发。于是一个由关外30万满汉人群进入关内，统治明朝6000万人的时代——“清王朝”开始了。而导致多尔衮轻易得到这个机遇的关键点，就是他及时命令原来朝蓟县和密云长城方向行进的八旗军，立即改变方向并在一个昼夜内兼程200余里迅速赶到山海关。而如果没有这支八旗军及时赶到山海关的历史结局又会是怎样呢？答案是：“李自成打败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并同时从北京等地调集其它农民军队伍在山海关外阻挡住满清八旗军”。如果真如此，则中国历史就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当上述事件发生291年后的公元1935年5月28日，历史又再次重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与数万名中央红军一同集结在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等待坐船渡过大渡河的红一军团所属红四团，突然接到根据毛泽东意见发来的中革军委命令：“限你部于5月29日夺取泸定桥”。此命令意味着红四团要在一个昼夜内行军240里山路，方能按时到达目的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红四团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步行军速度，并按期在敌人援军到达前夺下了泸定桥，使红军大部队顺利过河，从而避免了数万名中央红军仅靠安顺场几只船渡河，而可能带来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悲剧性后果。同时也正由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才使得党中央及中央红军能顺利北上达到陕北，并在1949年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由此说夺取泸定桥是一件改变中国现代历史的大事一点也不为过。而此事的成功却离不开两个必要条件——毛泽东的及时下达命令和红四团“神行太保”般一昼夜240里的快速急行军，两者缺一不可。

鉴于上述原因，在时值红军飞夺泸定桥90周年到来之际，我情不自禁地要对这些改变中国现代历史，不惧艰难险阻的先烈们给予深切缅怀，并对他们所创造的人类战争史奇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而作为此次夺桥成功的总指挥毛泽东，尽管中外学者对其在中国共产党各历史阶段的作用认识上存有差异，但对毛泽东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拯救长征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弥赛亚’（Messiah）”，却是无可争议的。而作为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长征中脱离绝境的1935年，其在中国共产党编年史上，也注定了要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飞夺泸定桥则是构成这一历史地位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伟大科学家产生重大发现的规律——“机遇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一样，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机会也只垂青有准备的统帅。 当接到吴三桂请兵帮助信时，多尔衮起初也拿不定主意，不知这位多年战场上敌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他最后还是采纳了大谋士范文程的意见：“如果等到把此信情况都彻底搞清了再出兵，可能这次入主中原的绝佳机会也就丧失掉了。” 毅然派八旗军主力去山海关帮助吴三桂。 而中央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及时命令夺取泸定桥，也与他多年来阅读古今中外历史书籍所积累的广博知识和养成的“备患于未形”、“朝最好方向努力，做最坏考虑”的思维方式有关。当人类进入到所生产核武器可以毁灭几个地球的冷战高峰1978年时，由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以“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的深邃洞察力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快速反应力，进行了国家的经济改革开放。而此时，苏联等同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却还继续秉持长期冷战状态形成的“忘战必亡”一元论执政理念，但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却审时度势的分析出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及人类长期和平走向的趋势，并首先在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感悟到“忘经济必危”、“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危”的未来社会执政铁律和“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的国家间经济竞争规律。 而当世界进入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巨变、冷战刚结束，全球呈现着消费商品短缺、经济增长形势一片大好，世界各国政府均忙于本国货币汇率对美元“升值”以多捞民众选票的1993年之时。中国政府却以“诸葛亮识东风” 和“预见大雨磅礴巨浪翻滚诺曼底海面会出现可供登陆间歇晴日的盟军司令部”般的远见卓知气魄宣布，从1994年起人民币与美元兑换汇率，由此前的5.7619元兑换1美元，“贬值”为8.6187元兑换1美元，一举扭转了外汇极度短缺现象。由于中国政府先于其它各国进行了外汇汇率调整，从而为后来的大规模外资引进，并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一外汇持有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等奠定了最坚实可靠的基础。大家可以虚拟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不是在1978年，而是推迟在已全球金融危机、产品过剩的今天来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如果我们不是在1994年，而是推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失业率增加、各国竞相货币贬值和贸易保护大战盛行的今天来进行人民币对外汇率“贬值”，我们的上述巨大经济成就可能实现吗？对此问的答案，我们只要看看在1982年还比中国人均GDP高38%的邻邦印度的今日经济水平状况就一目了然了。{ 说明：①1982年，中国GDP为2050.9亿美元，人均GDP为199美元；印度GDP为2007.15亿美元，人均GDP为275美元，印度人均GDP高于中国38%（高于中国76美元）。②2021年，中国GDP为17.7万亿美元，人均GDP为12551美元；印度GDP为3.39万亿美元，人均GDP为2256美元，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5.56倍）}

尽管长征胜利已经90年了，我们国家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老百姓也过上了小康生活，日子越来越好。但我们每个共产党人在今后的工作中，还是需要继续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并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追随信仰之光、扛起伟大历史之责、不负灿烂辉煌时代之望，为使中国早日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而努力。

有道是：

铁索桥下沫水急，铁索桥上链光寒。

红军勇士无所惧，飞夺泸定留威名。

——谨以此文纪念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90周年

说明：大渡河——是中国岷江的最大支流。位于四川省西部，古称沫水。其发源于青海省境内的果洛山东南麓，在流到乐山市草鞋渡（距离乐山大佛10千米）处，接纳了青衣江（古称若水），然后在乐山大佛脚下汇入岷江......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他以自己在新文化建设，新文学开创的巨大贡献和对中国现代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领域的大胆实践和模式建构，获得了里程碑的意义，并被视为与中国现代文学圣人鲁迅有同样成就的人），其名字就是取自流经他家乡四川乐山沙湾区的两条河流——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而来。

（撰文：蓝天，起稿于2005年5月红军飞夺泸定桥70周年之际，终稿于2025年3月）